专栏起名字？取名_宝宝？

“美国最恶毒妈妈”与反脆弱的努力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格雷格夫妇刚从医院回到家中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份邮来的包裹,里面装着一份不同寻常的礼物：一个红色灭火器，闪闪发光。请注意，这可不是那种玩具消防车，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灭火器。这礼物之所以意义特殊，是因为它来自丽诺尔·斯科纳兹，她是纽约市一位作家兼记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美国最恶毒妈妈”。斯科纳兹的声名狼藉之路起始于2008年，那一年，她的儿子伊兹只有九岁，但她竟允许这男孩独自搭乘纽约地铁。好几个星期了，伊兹都在央求妈妈，把他带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搁下他，由他自己想办法回家。于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斯科纳兹便带伊兹去了商场。反复确认伊兹能找到回家的路，操练了在需要时向身边的陌生人求助，这位妈妈给儿子准备了一幅地铁路线图、一张纽约市交通卡、一张20美元的钞票，还有几个25美分的硬币，以便遇到投币电话就可以拨打给父母。做好这一切，就让他自己走了。45分钟之后(正好准时)，伊兹回到了家(爸爸留在家里等他回来)，他因自己做到了这件事而开心不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来一次。在《纽约太阳报》上，斯科纳兹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讲述了这个关于孩童独立性的小实验，在文章中，她讲述了伊兹的欢欣，也描写了父母群听闻此事之后的惊恐反应。两天后，她的事迹就上了《今日秀》，紧接着还有微软全国广播、福克斯新闻以及国家公共电台。在线讨论区上灌满了帖子，基本上都是对她的谴责,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赞赏。很快，斯科纳兹就获得了一个封号——“美国最恶毒妈妈”。

若是获得这样的称号，大多数母亲可能会羞愧难当，但斯科纳兹却坦然接受了这个头衔。她让儿子所实现的那种独立，其实就是她(也包括今天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回到20世纪70年代、回到他们的孩童时代所享有的独立，即便犯罪率在当年要高得多。那么，为什么她的决定会招惹铺天盖地的怒火和谴责呢？斯科纳兹意识到，现如今父母的教育方式已经严重走入误区。

无法坐视不理，她创建了一个博客，用以解释她的哲学，呼吁人们去关注美国家长的焦虑多疑和过度保护，这些已然成为做父母的常态。她给自己的博客起名为“放养孩子”。从那时起,放养孩子逐渐声势浩大，发展成一种全面开花的运动，包括一本同名著作、一部电视真人秀，还有一个非营利的社团组织，名为“让他们成长”。那个由斯科纳兹所赠送的灭火器,实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礼物，她还附了张便笺，上面写着“看到没,我是在乎安全的!”因为这份礼物浓缩了她的主张，简言之：我们为人父母者，都要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保护孩子们的人身安全——比如说，家里要放灭火器——但是我们不应该屈从并受制于安全主义（高估危险，迷信安全，不愿意承受一丁点儿的风险）。那样做，就等于剥夺了孩子们童年时某些最宝贵的经历。

我们曾讨论过纳西姆·塔勒布所提出的概念：反脆弱。我们以之解释了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我们好心好意让孩子们远离花生以保“安全”，但却适得其反：它导致许多孩子的免疫系统无法获得锻炼，认识到花生蛋白是无害的，而这又最终会造成更多的孩子对花生过敏，甚至是因接触到花生而过敏致死。

研究发现：较之于从前的孩子，以1995年为分水岭，在这之后出生的孩子，亦即互联网世代的成员，有着与前辈大相径庭的童年，也承受着更普遍且更严重的焦虑和抑郁。

美国人的童年在晚近数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父母在对待孩子时更为忧虑，转向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这一趋势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达到高点。当下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难以成长、无法坚强且独立。

自由玩耍对孩子的成长极为重要

为什么凡是孩子,都不愿意当“鬼”?为什么每次玩捉迷藏，游戏开始时，所有孩子都会大喊：“不是我!”谁是最后喊的，谁就输了，就必须扮演那个抓人的“鬼”？观察各类哺乳动物的玩耍，其中大多都有某种形式的追逐游戏，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解释。在像狼这样的掠食动物中，它们的幼崽似乎更喜欢扮演追逐方。反过来，在被捕食的物种中，比如老鼠，其幼崽就更愿意被追逐。而我们的灵长类祖先，既是猎物，又是捕食者，但相对而言，他们做猎物的时间要长得多。孩子特别享受练习逃跑和躲藏的技能。远距离鸟瞰的话，孩童的游戏是件怪事。缅因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彼得·拉弗尼埃尔就指出，孩子们在玩耍时“既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又要承受明显没有意义的风险”。但问题在于，既然几乎所有哺乳动物都是如此，且其中某些还会在游戏中受伤，或成为捕食者嘴里的肉，那么游戏一定要能够提供某些相当重要的好处，才能弥补风险。确实如此。游戏至关重要，它可以引导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使其长大成年。若是没有玩耍的经验，哺乳动物就无法获得充分的发育。

大自然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大脑发育，其过程大致如下：基因是必不可少的，且基因也会引导胎儿大脑的发育，在胎儿仍处于母体子宫中时就形成一份“初稿”。但是，经验也至关重要。经验对于引导大脑发育是如此关键，以至于大脑在“初稿”阶段就含有一种强烈的动机，激励我们去实践那些将给大脑提供正确反馈的行为，使其最大限度地优化自身，最终获得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哺乳动物的幼兽会不顾危险，也热爱玩耍。至于体格技能（如躲避猎食者）和社交技能（如就冲突进行协商以及合作），其发展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大脑发育“期待着”孩童参与数千小时计的玩耍，甚至包括数以千计的跌跤、擦伤、冲撞、辱骂、结盟、背叛、地位竞争以及孤立排斥。孩童如果缺乏玩耍的经验,就不太可能成长为体格健壮、善于交往的青少年。如今，玩耍有益已是证据确凿的命题，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将缺乏玩耍和成人后的焦虑、抑郁联系在一起。

自由玩耍的衰落

彼得·格雷是游戏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将“自由玩耍”定义为“这样一种活动，由参与者自由选择并自由导演，且纯粹是为玩而玩，而非有意去追求可以同活动本身区分开来的目标”。钢琴课和足球训练不能算作是自由玩耍，但随意地弹弄钢琴，或者临时起意来踢一场足球比赛，却属于自由玩耍。格雷和其他研究者都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游戏都相同。同伙伴们一起，在户外追逐打闹，这种让身体动起来的自由玩耍，就是一种关键的游戏方式，是我们进化而成的大脑所“期待”的活动。而且据孩子们讲,这也正好是他们最喜欢的玩耍方式。格雷指出，在户外自由玩耍时，孩童们总是会搞出一些危险举动或有风险的行为，比如他们会上墙、爬树，或者从楼梯和栏杆上滑到地面：他们似乎给自己配置了一定剂量的适度恐惧，好像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在自身行为导致身陷某种危险处境后，要如何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挑战……所有此类活动都充满乐趣，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惊险。如果引发的恐惧微不足道，那么活动就会显得沉闷无聊；反之，若是引发的恐惧过多，它就不再是游戏，而成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的。

遗憾的是，在美国儿童的生活中，户外身体游戏恰恰是衰退最多的一类活动。1981年，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展开了一项研究，研究者选择了13岁以下孩子的父母，要求他们在随机选择的日子里，详细记录子女是如何安排时间的。到了1997年，他们重复进行了这项研究，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孩子们花在玩耍上的总时间减少了16%，同时，大部分的玩耍活动都已转入室内，且经常是对着电脑，也没有其他孩子陪伴。这种游戏并不能强身健体，也无法有效地培养心理韧性或社交能力，因此，就真正的、健康的、社会性的自由玩耍而言，下降的幅度可远不止16%。这项研究对比了X世代（生活在1981年的孩童）与千禧一代（生活在1997年的孩童）的情况。自由玩耍正在呈加速度消失。较之于千禧一代，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同朋友外出的时间更少了，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则更多了，与屏幕为友的时间更是大大增加。

简言之，同此前数代人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很难拥有自由玩耍的体验，但这恰恰是格雷认为最有价值的活动形式。一步接着一步，孩子们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机会。互联网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处的风险，较之于前辈的同龄人，他们更愿意躲避风险。根据特温格的研究，向受访者提出如下命题：“在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时，我能感受到真实的兴奋”，孩子们的回应表现出一目了然的变化。从1994年到2010年，就此命题表示同意的青少年保持着稳定的百分比，始终在50%出头。然而随着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纳入受访样本，同意的比例就开始下降，到了2015年跌至43%。如果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经验，也因此变得更加厌恶风险，那么这一代人很可能会降低困难或威胁的判断标准。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务成为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无法自行处理，必须要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来，当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学生的焦虑程度和抑郁率就会开始急剧增加和升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格雷格·卢金诺夫乔纳森·海特编辑：朱自奋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