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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权良

以目前“正统”说法，党崇雅是金台区蟠龙原人，有些人还煞有其事地具体到蟠龙原某村组，并拍摄房屋与墓穴照片，以混淆视听。这纯粹是学术乌龙，严肃学者不可轻信，不可不察。

笔者长期考察后认定，党崇雅是渭滨区石鼓镇党家村人。

要弄清楚党崇雅到底是蟠龙原人，还是党家村人，得先把明清两朝行政区划弄清楚，然后下结论。

清朝行政区划，继承明制，皇权至于县。县以上行政区划是：

1. 省～府～州～县；

2. 省～府～县；

3. 省～州～县；

4. 省～县。

在国家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居多，情况复杂，兹不论。

国史层面，中国人以祖为籍，以县为贯，涉及不到乡村。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祖制，也是史志编写的惯例。例如：周恩来，浙江绍兴人；宋庆龄，海南文昌人。既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籍贯，史书一律写作“广东中（香）山县”，其实，中山先生是华侨出身。美国人出具的出生证证明中山先生出生在当时还不属于美国的夏威夷（檀香山?火奴努努）。他的哥哥当时于此经营农场，父母随之。中山先生就出生在那里。

就周恩来与宋庆龄来说，俩人根本不曾在绍兴、文昌出生，甚至终生没有去过绍兴、文昌。就是与中山先生一样，爷爷是哪里人，他们就是那里人。籍贯由爷爷与县籍决定。中国人的惯例，就是说自己籍贯，只说到祖父所生所长所在之县。父亲生地姑且阙如，遑论自己生地。

党崇雅的祖籍十分明确：“陕西省～凤翔府～宝鸡县”，也作“陕西宝鸡”。对此，迨无争议。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明清两朝，一如既往，皇权不逾县。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开篇对此就有阐述。县以下实行“村民自治”，也叫“乡约管理”。所以，行政区划乱七八糟，莫衷一是。大而言之，有以下几种：

1. 乡～都～图～村；

2. 乡～图～村；

3. 乡～里～村。

县是法定行政区划。县以下包括这里的 “乡”，则是“乡约权閼”，不属法定范围，惯例上以自然村落为是。在“乡”与“村”两个基本单元之间，还有“里”、“升”、“宝”、“甲”、“庄”、“屯”等等几十个称谓。

在地方志上，党崇雅的籍贯很可能是：

宝鸡县～蟠龙乡～永丰里～党家村。

这本是十分清楚的，没有争议。近几年由于有些人不谙实情，出来搅局才出现争议。

中世纪之中国老百姓既不应试，也不出仕，土生土长，自生自灭，生不离土，死不入史。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籍贯纠结。而党崇雅要出人头地，生前得应试出仕，死后要入史志，这才出现籍贯问题。

党崇雅史志上的籍贯根据，肯定来自他自己应试出仕时所签，问题首先由此而生。党崇雅生前所签籍贯，在他死后，其称谓与归属，变而又变，早已面目全非。后人不明就里，以讹传讹，闹出笑话。

党崇雅在参加省城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填写籍贯也许是“宝鸡县蟠龙乡”。因为牵扯“乡人互保”问题，不是“同乡”，素不相识，焉能互保？“互保”就是互做“证明人”，证明某某“历史清白”，这是历史上常常采用的“政审”方式。所以才叫“乡试”。也有可能只写到县，因为秀才应试，需县令具结证明，也就是“官方担保”，那就不一定把籍贯写到乡村。

但是，按照规定，祖父父亲两代职业籍贯，必须填写明白。所谓“三代清楚，盖无劣迹”。这不仅仅是参加科举考试必须这么做，即是做个捕快保镖、钱庄伙计，都必须如此。

党崇雅的儿子名“恂如”，就是来自《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可见，党崇雅是很有乡党情结的。他如果写自己村家所在的“乡”，合情合理合惯例。但是，他不会写“宝鸡县蟠龙乡永丰里党家村”。如果这样写，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惯例。里与村是不能出现于籍贯的。

党崇雅考中举人后进京城“会试”、“殿试”，考中后在京城出仕为官，所填籍贯肯定是“陕西省宝鸡县”，不会涉及“蟠龙乡”，更不可能出现永丰里党家村。这不仅是“惯例体制”，而且是“祖制”，岂可违背？在《儒林外史》中，对此有绘声绘色的描述。

党崇雅乡试、会试及出仕所填籍贯，就是明清史志之党崇雅是“宝鸡县人”和“宝鸡蟠龙人”的出处。传主籍贯，国史写到县，省志写到乡。乡以下就是里和村，可惜上不了国史省志。

党家村党崇雅的父老乡亲后辈儿孙一致认为，过去说蟠龙原，没有错；因为党家村属于蟠龙乡管辖；现在还这么说就错了，因为党家村早就不属于蟠龙原（乡）了。

正如“珠穆朗玛峰就在那里”一样，党家村“就在那里”。这是一问便知的事情，何必饶舌？可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却“勇敢地”站出来，把水搅混。欲以其昏昏，灭人之昭昭。把不成问题的定论说成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笔者在凤翔师范学校上学，老师同学中有几位凤翔县籍的党姓人氏。茶余饭后说起党崇雅故事，都说自己与党崇雅同祖不同宗。言之凿凿地，掷地有声。声称自己的老家不在凤翔县，不在塬上，而在老宝鸡县，在塬下，在渭河以南。因为党氏老屋，也就是旧祠堂在宝鸡县（现渭滨区）党家村。还有一处在市区火车站附近。至少有两人说过，自己的爷爷，在童年时跟着大人坐船过渭河，在党家村党家祠堂祭祖的事情。笔者推测他们说的祭祖之事，时当民国初年。塬上党姓不少，可是没有一处祠堂。就连潘溪乡党家堡、宝鸡市福临堡、岐山县、扶风县几个党姓村落，都没有祠堂，都要来党家村祭祖，这说明什么？全部宝鸡党姓，都来党家村祭祖，党崇雅岂能不是党家村人？

由于来人太多，清末才在老县城一角另立祠堂，分解人流，便于食宿，这也与党崇雅之“帝师”面子有关。清朝惯例，受御赐封诰者，可在县城立牌坊建祠堂。党崇雅正符合这个规定。

渭滨区党家村是宝鸡市内乃至以外所有党姓人的共同发源地。推测已有千年以远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岐山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班任教，有来自渭滨区石鼓镇党家村小学的李校长说自己任教的学校是党崇雅的老家，校址就是党家祠堂，村里还有党国老旧居云云。可惜笔者当时未能及时考察。

1995年（或是1996年）暑假前夕，机会来了，笔者受李校长邀请，去该校在家长学校讲课。课毕与村上几位七八十岁的老者座谈党崇雅诸问题。

老人们异口同声，无庸置辩地一口咬定“党崇雅是我村人”。“这个学校就是在党氏祠堂建的，我们小时候教室墙上还有党国老像，是立轴画卷，戴着相帽。”“那个地方，你看见的老屋，就是党崇雅旧居，他孙子以后的人，都住过的。”“五八年大炼钢铁把香炉烧了，我们那香炉别处没有，康熙皇帝西巡时凭吊党伯父时御赐的！”“党崇雅的曾祖父党麒，祖父党鲁，父亲党同道，儿子党恂如，孙子党居易，曾孙党丕显，都生生死死在村子”“党国老祖案上的字，是乾隆皇帝时期，宝鸡知县徐文博写的：‘大清国内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党崇雅之神位’。”“我村头有从店子街移来的党崇雅后人行道碑，不是我村子人，我们能做这事儿。碑子还在一个地方保存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人们都说党家祖案的人像，正中间的“远祖”位置最高，叫党臻（音：或真，或忠），是明洪武年间人，官至二品，然后是“腰删”（删去数十代数百年无功名者），接下来是近祖，名叫党应魁（音：或奎）。再下来又是四代人名，第五位才是党崇雅，所有人都身着明朝冠冕。这是党崇雅在世时所裱绘，落款是崇祯年号。党崇雅以下缺如。这个祖案，一直悬挂在祠堂正庭。谁人不知，谁人未见？五八年“大炼钢铁”或“四清社教”或“文化大革命”以后，不知所终。

祖案到党崇雅为止，祖案之外，是十几代的梨木牌位。唯有党崇雅是上述徐文博所写，其时已在清朝乾隆年间，用的是清朝官衔谥号。

老人们还提到党氏祖坟，有合抱之木和森然碑林。有党崇雅祖宗及子孙之墓，独缺党崇雅。因为党崇雅之墓在北塬上。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绘声绘色，说的头头是道，像背书一样，酣畅淋漓。

如果不是从小就耳濡目染，怎么能如数家珍，说的这么仔细。老人们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把家谱祖案毁了，我们就能与外地党氏续谱联宗，排出个辈分！ 老人们说，现在村民多数是党崇雅旁系，也有几个直系，辈分还在，嫡庶难分。

现在“学术正统”们胡诌党崇雅是蟠龙原人，笔者期期以为不可。便借去党家村宝鸡市血站献血之便（15年来超过150多次）调查党崇雅事迹，时间越来越推后，可是，对党崇雅是党家村人的认定，却越来越清晰。

党家村村民说起党崇雅，与别处明显不同。情感语气上就有家人家事之亲和，内容故事上有真实可信之觉受。让人感觉到，党崇雅像一颗倒下去的大树。“老根”犹在，“新苗”茁壮。这种氛围，与在有人认为的蟠龙原的氛围迥然不同。蟠龙原，除了墓圹，没有任何证据。那里的人，对党崇雅的情感明显无异于他姓。据说这里也有姓党的人，党家村人却不认同。认为是守墓人或租地户改姓的。笔者不能就此雌黄，妄加评论。

认为党崇雅是蟠龙原人，除了党崇雅自己的手签籍贯外，就是党崇雅墓。其实，陵墓不能证明出生地。在逻辑上也许有关联，但在现实中却分属风马牛。

大家知道，白居易是陕西渭南人，但他埋在河南洛阳；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却埋在河南郏县；

当代革命烈士来自五湖四海，却齐刷刷葬在北京八宝山。葬地怎么能证明出生地呢？

对于党崇雅是蟠龙原人之说，党家村父老乡亲一概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对这种说法产生之原因，却有值得认同的说法。有的说，党崇雅家在蟠龙原上有“吊庄（飞地）”，党崇雅可能出生在这里；有的说，党崇雅生前给自己堪舆，在这里选好墓地，当时这样说：“我就是这里人了（lia）。”于是以讹传讹，把死后说成生前；有的说，人若无名，便说地望；地要无名，就说人望。党崇雅读书科举时，寂寂无名，就说地望蟠龙原；党崇雅出名后，蟠龙原说人望党崇雅。风生火，火生风。互相借用，加之党崇雅最终埋在那里，于是就有了党崇雅是蟠龙原人的说法。种种说法，事出有因，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至于党崇雅为什么给自己堪舆于蟠龙原，而不是出生地党家村？这个并不难理解。

党崇雅致仕后住在晁峪深山中的“意先居”，专心写《鹃失啼》，以诗言志，写自己失志易主的忏悔录。《鹃失啼》就是《忏悔录》。书稿刻成，党崇雅生活失能，住在县城中心颐养天年。恁是拒绝回旧居长住。他为什么回避住家居？一是清朝对“贰臣”的态度：活着用其人、封其官；死后夺其志、非其谥，把易主之臣当狗一样使用，不当人一样看待。对这些投降了本朝的“义举”，颇不以为然。盖棺论定都很差，通通打入“贰臣”，不给“文”、“武”、“正”、“忠”、“襄”、“敏”、“端”之类的评价。民间跟风，一样慢待“贰臣”。何况他是“三姓家奴”。党崇雅亲见抗击清兵而战死的乡党袁应泰等人回家乡安，葬备极哀荣，而自己却陷入吕布那样的“三姓家奴”，比“贰臣”还罪加一等。自觉无脸见江东父老，所以，刻意回避居家。死后也另择佳城。于是选在蟠龙原上。也有人说，党崇雅长子党恂如英年早逝于党家村，党崇雅伤心不已，所以既不愿回家居住，也不愿回籍安葬。

这些出自故乡人的话语，究竟不同于外人，不同于许多蹩脚学者的信口雌黄。笔者认为，有许多可采之处。

2005年，党家村最后一座清朝建筑被拆，以前被指党崇雅旧居的屋宇，随着大炼钢铁与文革燹火而荡然无存。但是，党崇雅之传说，永远流传在他的子子孙孙心口之中。这是其它任何地方假冒不出来的。

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党崇雅是明清两朝“宝鸡县蟠龙乡永丰里党家村”人，也就是现在的“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党家村居民小区”人，这毫无疑义。党家村就是党家村，过去就是，现在还是，将来仍然是。

党家村的上一级行政单位的名称“蟠龙（乡，镇，区，里，升，保……）”，一会儿这样称，一会儿那样称；一会儿存在，一会儿撤销；归属一变再变，才把问题复杂化了。一会儿属于宝鸡县，一会儿属于行政公署，一会儿是宝鸡县，一会儿又是渭滨区，一会儿又是高新区，让人眼花缭乱。

党崇雅时期，肯定有宝鸡县，至于有没有蟠龙乡，现在只能查到乾隆一代，而党崇雅跨明清时期两朝，只能付诸阙如了。说党崇雅应试出仕自签籍贯是“蟠龙乡”，系笔者以逻辑而推论，未必完全正确，还有待方家指正。

古人读书有“左图右书，桂楫兰舟”之习。不唯指当事人博览群书，也指做学问必须懂得地理区划之变化沿革，才能不出笑话。历史上常常闹出名人籍贯错位的事情，岂徒党崇雅一人哉。

例如班固一家，满门豪俊。明明白白是扶风县人。扶风县“多贤祠”供奉的“一门五贤”就是班固、班昭、班彪、班勇、班超。可是，所有史书无一不是言之凿凿说成“兴平县人氏”。原因并不复杂：历史上的兴平县确确实实拥有扶风县中心地带，也就是县城郊区的土地。班固一家所在之地，便在其中。这些“飞地”，唐代起才划归扶风县。要知道，班固一家出将入相，主持兰台，那是在汉朝啊！岂能不是兴平县？

又例如李淳风，地地道道岐山县人。其出生地、安葬地、宗祠，都在岐山县城东北3公里的北吴邵村。

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可是，新旧唐书都白纸黑字说李淳风“凤翔县人氏”，原因是这里在唐朝就是属于凤翔县。明清时期才划归岐山县。飞地，一飞就飞到人家县城中心去了。

这种互相“飞地”管理之现象，历史上十分普遍，一直到中华民国乃至今天，仍然如此。

党崇雅的出生地党家村永远不变，党家村所属县区乡镇一变再变，飞来飞去如白云苍狗。这是每个读书人必须明白的常识。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圣人之言，诚哉斯言。

请那些按照《清史稿》说话的人，先明白中国行政区划归去来辞，再在党家村实地调查一番，就不会再闹学术笑话了。

如果手边不放地图，而你又是个懒虫，不去实地调查，你就会陷入纸面泥淖，越读越糊涂。如果明白了图与书不可分离，“走读”之功，远胜“阅读”之力。明白这些常识，就再也不会说党崇雅是金台区蟠龙原人了。蟠龙原归属比党崇雅三变其身而不止，党家村却一直是党家村。

综上所述，党家村是西北地区党姓人的原始点，当然是党崇雅的家乡，党崇雅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走向北京，走回宝鸡，葬在蟠龙原上。党家村明清两朝属于宝鸡县，宝鸡县是不是有个蟠龙乡，则另当别论。

由于古人“以祖为籍，以乡为贯”“人以地望，地以人望”等原因，党崇雅在世时，就是蟠龙乡的人，蟠龙乡后来与党家村割裂，没有了隶属关系，党崇雅就不再是蟠龙乡的人了。党家村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党崇雅就是那个县区、那个乡镇的人。

党崇雅是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党家村的人，这就是结论。